新菊与刀

不宜选择性行政

文/新菊与刀

    网络上对国家领导人亲民作派的颂扬文字真可谓甚嚣尘上矣！作为一名草根，一边为生活的开放时代所带来的连动的人本思潮而振奋，一边为民众日益增强的公民意识欣慰不已。改革三十年来，国家整体经济地位的持续提升有目共睹，用一些硬指标或标准去计量的成绩也为民众所津津乐道了。这是改革之前的民众所不可预期的。是的，此种带“显学”性质的外在发展是多少代人的瞩望啊！每个人为生活在一个中兴的时代而旋歌高唱，我们很幸运，也很幸福。

    然而，衡量一个社会中国民的幸福指数又何尝只是冷冰冰的物质充裕（况且我国人均资源配置尚且匮乏）呢?这不够。从体制层面细分，我们亟需的是，一个高效、廉洁、有限与服务型的政府。它起着指导性而非干预的宏观功用，严格依据法律与法规，悉心维护公民社会中个体的权益，认真实施依法治国之方略。也须看到，我们处于一个转型期的社会，经济建设与制度架构尚且路漫漫。那么，我们在思想上的预期抑或锅贴的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老问题。实际上三十年前那场真理大讨论便是在萌芽民众辨识事物的角度，特别是对制度运作作了一个拐点式的修复，其意义在此不谈。但是，我们在行政体制上真正做好了一件事吗？

    没有！无论从草根政治观，还是从主流行政机构来说，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从上至下的儒家科层文化依然高蹈在上。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一层一层地依“上面”的“意志”，而不是严格以制度来执行，这种普遍理念可以说是我们前行的拦路虎！下面，我们需要理顺一个关系。首先，社会的运转是靠良性的制度来保障，这是公理。而制度具有规范性与普遍性，它凝结了人类理性的光环，可以说，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理性的来源。其次，便是更为细节的执行，包括行为与主体了。主体是民意的执行者，依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的观点，主体更是代理人，说集合意志是主体们的“上帝”是不为过的。这样，依代理人的权力不能多于本人的罗马法思想，我们根本关注的是本人，在这里是民众的意志，也就是制度了。回到本文开始。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坊间呼声呢？是我们把顺序弄倒了。也就是说，国家的治理的首位是制度的依循，而不能指向某个历史人物。当然，依法治国的同时，辅之以国家领导人的亲民作派，是民族的大幸!所以我们很幸运，因为我们正处于的这个时代。

   还需补充的是，在这里，选择性行政比其字面意义大，是指治理社会首选的手段应是制度化，而不是首选运动式作业。一句话，意识也罢，行动也罢，选择性行政皆不宜。